1931年1月7日，党的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改选了党中央的领导成员，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跃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了党的实际领导人。向忠发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随之，共产国际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对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表示完全支持。
此前，乌克兰人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来华，主导了这次重要的会议。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米夫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副校长，两人关系非常好。米夫很赏识王明的才华，视其为得意门生，王明也一直紧跟米夫的步伐。
1931年４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６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1931年4月下旬，我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完成了护送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任职的任务后，在武汉逗留期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了。因顾顺章掌握着我党的大量秘密，所以其叛变给我党的各级组织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出卖了我党的很多人，包括恽代英、蔡和森、向忠发等高级干部。
恽代英、蔡和森视死如归英勇就义，向忠发旋即叛变，被蒋介石处死。
和顾顺章熟悉的党中央领导成员，都不宜继续在上海工作了。尤其是王明，吓得要死。1931年8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返回苏联前，王明找到米夫说，希望自己能跟随他一起前往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
米夫同意了王明的请求，1931年9月，王明追随米夫前往莫斯科。行前，在王明的主导下，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
博古比王明小3岁，与王明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的同学，是王明的迷弟，绝对的追随者。
就这样，博古担任了我党的最高负责人。这一年，他24岁，从莫斯科回国仅一年多时间。
此前的博古，不仅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连中央委员也不是。从一名普通党员竟一跃而直接成为党的最高负责人，其跃升速度，比王明还快。
众所周知，博古执掌最高领导权期间，犯了很多错误。最致命的一条，就是他自作主张，把身份颇有争议的所谓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位子提得很高，使其成为了红军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给党和红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巨大损失。
博古还伙同其他领导人一道，将在军队中威望很高的毛主席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层。
1934年，在莫斯科的王明，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博古在党内的地位已高于王明了。
在李德与博古等人的胡乱指挥下，红军的仗打得十分憋屈。他们先是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后又实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中央根据地日渐减少。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长征途中惨烈的湘江之战后，博古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渡江之后，红军已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湘江之战发生在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时。红军在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3700多人；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9700多人；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8600多人；而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一战，红军死亡人数竟有30500多人！
据开国元帅聂荣臻的回忆，渡江后的博古，面对湘江之战的巨大牺牲，望着江面上漂浮的和遍地横卧的红军战士的尸体，心痛万分，他举起手枪指向自己的太阳穴。就在他将要扣动扳机的时候，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正朝这个方向走过来，看到博古欲寻短见，立刻喊道：“你要干什么？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博古看着聂荣臻，慢慢放下举枪的手。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毛主席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张闻天以常委的身份接替博古负总责，博古继续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又担任了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
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随之建立，共产国际领导人担心曾与国民党经过十年血战的中共领导人能否正确地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因此派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
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来到了延安，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冒着纷飞的大雪在机场迎接，毛主席致了欢迎辞。
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召开十二月会议，王明挟共产国际指示的威力，提出了“一切经过抗日统一战线”的论断，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人的赞同。
当时，毛主席的境地十分孤立，他后来回忆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做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当时是孤立的。”
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王明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长江局书记，他在武汉和延安的毛主席对抗，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现实教育了所有人。
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王明的书记职务，王明从此淡出了权力的中心。
1941年夏秋，在延安，王明谈及党内的历史时，江西时期“博古中央”的错误不仅与他不沾边，而且他还有批评纠正的功劳。他还批评博古、张闻天等人到中央苏区先是夺了毛主席的党权，又夺了军权，后来连在政府中的权力也给夺走了，还说自己早在莫斯科时就对这些深表不满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王明又说出了一个“大秘密”：他的老战友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是不合法的！1931年9月，当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向他们说明，由于博古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这个意见，也得到了当时即将前往中央苏区的周恩来的同意。没想到博古、张闻天到了中央苏区后对此只字不提，不仅不交权，而且竟然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
王明的这番话，在延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都十分震惊。
博古不得不就此发言检讨，说自己所犯的错误的确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苏区后不作说明，也确有篡位之嫌，犯这些错误怪不得别人。但共产国际和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当时是助长了这种错误的。
张闻天也作了检讨，承认当年的临时中央到苏区后确有篡位问题，但王明当时在共产国际不打电报纠正也是不对的。而且，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共产国际批准的，王明说自己早有不满，那为什么不起作用？
从博古与张闻天的检讨可看出，王明所说的这个“大秘密”确有其事。我们不得不感慨，我们党一路走来是多么的不易，前进性与曲折性交织在了一起！
1943年3月16日、20日，党中央在延安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主席、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是毛主席首次正式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来源：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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