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因病去世后，他的家人不知道该以何种规格来安葬溥仪，就把这个问题上报给了国家。周总理得到这个消息后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溥仪在北京病逝，六十一岁。
人刚走，最难办的事就顶了上来，不是报丧，不是哭灵，是后事怎么办。李淑贤守在病床边，心里发沉。这个主意，她不敢拿。搁在一般人家，家里商量商量也就定了。可溥仪不是一般人，他前半生做过皇帝，后来成了新中国公民，又是全国政协委员。身份一层压一层，谁都知道不能随手一折。
事情报到了全国政协，又送到周总理那里。
周总理听完，给出的意见不重，却很稳，溥仪的遗体怎么处理，墓地怎么定，都照爱新觉罗家的家族规格来，主动权交给家属。话不长，分寸很足。国家不替家属抢这个主意，也没有装作溥仪的出身不存在。
旧事摆在那儿，不躲，也不借题发挥，这才是难处里的稳当。
周总理还专门交代有关部门，把溥仪生前上交的稿费退还给李淑贤，她往后的生活困难，也尽量帮助解决。这样的安排，看着像小事，落到当时却最见温度。
人走了，难的是把活着的人安顿好。一个女人刚送走丈夫，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谁来搭把手，这才是实在事。大处不糊涂，小处不发冷，周总理处理这件事，火候就在这里。
爱新觉罗家里人随后坐下来商量，最后拿出的意见很低调，追悼会先不办，遗体直接火化。这个决定并不奇怪。溥仪活到晚年，早已离紫禁城远了，离那套皇家礼数也远了，真要摆出旧排场，反倒不合时宜。家属在医院为他办了一个小型告别仪式。
李淑贤那些天没睡过安稳觉，人瘦了一圈，眼睛一直肿着。到了这个时候，什么末代皇帝，什么政协委员，都先往后放，眼前只是一个妻子送丈夫，一个家送亲人。
十月十九日，溥仪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原本想低调，消息还是漏了出去，不少人赶来，想见他最后一面。这个场面有些复杂，也有些唏嘘。火化之后，他的骨灰先存放在八宝山人民公墓骨灰堂侧室。这个位置不算显眼，却也不算轻慢，像是时代先把他轻轻放在那里，没有急着说最后一句话。
若只看到这里，很容易以为溥仪死后得到的照应，全是因为他那点旧身份。
其实不是。要把这件事看明白，还得把时间往前拨。一九五九年，溥仪获得特赦，回到北京，起初在植物园工作，大约一年。一个做过皇帝的人，去植物园上班，这画面本身就带着世道翻转的味道。后来他调进政协文史馆，有关方面希望他把前几十年的经历写下来。他几乎把全部心思都扑了进去，一直写到一九六四年，《我的前半生》正式完成。
这本书重要，不只因为写了宫廷旧事，更因为溥仪把自己也重新摆上了纸面。
从登基到退位，从颠沛到转变，这一路都写了进去。一个人肯回头这样看自己，起码说明，晚年的他已经不再死死抱住旧影子。一九六四年年底，他成了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拿到出席会议证书时，激动得差点落泪。这个细节很小，却很真。对溥仪来说，那不只是一个身份，更像是社会终于肯正眼看他。
偏偏也是一九六四年秋天，他的身体开始出问题，频繁尿血。
李淑贤赶紧陪他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尿毒症。
周总理得知后，马上安排专家会诊，还特地叮嘱全力治疗。病情一度缓和，可根子始终难拔。
溥仪被病一点点磨瘦，磨弱。李淑贤一直在旁边照料，守得很细。溥仪生命最后几年，说不上风光，却也不是冷冷清清地熬过去。他有工作，有书可写，也有人惦记着救他的命。
这就能明白，他去世后，国家和家属为何都那么慎重。慎重不只因为他做过皇帝，也因为他后半生确实走出了另一条路。那条路不热闹，也不传奇，甚至有点笨拙，可正因如此，反倒显得实。
溥仪的追悼会没有马上举行，一直拖到一九八零年夏天，才在政协礼堂正式举办，到场者四百余人。这个数字，已经说明分量。
追悼会结束后，他的骨灰盒被转移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骨灰盒正面写着“全国政协委员爱新觉罗·溥仪”。这几个字摆在一起，很耐看。
前面是家族姓氏，后面是新中国里的身份，两截人生没有硬拆开，就那样并排放着。
一九九五年，大清皇家陵园得到香港商人的接连投资，因为紧挨着清西陵，相关方面找到了李淑贤，希望把溥仪的骨灰迁过去。
商量一段时间后，李淑贤同意了。
此后，溥仪被安葬在大清皇家陵园华龙园区，离光绪帝陵墓只有二百多米，中间隔着一堵墙。这堵墙挺有意思，墙那边是帝王旧梦，墙这边是一个经历转折的人生归宿，挨得很近，意思却不一样。
后来，婉容和谭玉玲的墓也陆续迁到溥仪墓地两侧。
李淑贤本人去世后，却没有葬到那里，还是留在了八宝山。皇家归皇家，夫妻归夫妻，时代归时代，未必非得拧成一个样。回头再看周总理当年的处理，确实稳，也确实厚。不替旧时代招魂，也不给一个走完后半生的人失礼。
溥仪这一生，翻过去，折回来，到最后，总算被安安稳稳地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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